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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逸:一生只為修史來
        2019-03-29 17:20:18
        41,121 次瀏覽
        來源:光明日報
        編輯:劉 鎮

        “清史是我的專業,我將畢生的精力貢獻給它。可說是寢于斯,食于斯,學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的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戴逸

        戴逸,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主任。十數年來,戴逸帶領2000多名清史學者,共同參與《清史》的編纂。如今,這部凝結了戴逸等人心血的“第二十五史”已進入稿件通讀階段。今天,就讓我們一起聽畢生求索為清史的他講那些年的故事。

        (戴逸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舉辦的紀念建所四十周年慶典上致辭)

        “跑吧,我要趕快去解放區。”——從此他就成了“戴逸”

        有的時候,回憶會一直往前走,甚至越過千山萬水,來到一個明媚的夏日清晨。

        “那天是我小學畢業的日子,同學們都去了典禮現場,我沒有去,我躺在藤椅上看一本叫《天雨花》的小說。這是一本彈詞小說,全是人物對白。”即使過去這么多年,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主任戴逸依然對當年的情景記憶猶新,這是他一生奮斗的起點。

        “我沒有去典禮,因為我沒有畢業。我不愛功課,只愛聽故事、看戲文、看連環畫,至于演義故事、武俠小說種種更是不在話下,全校只有我和另一個同學沒有通過考試,畢不了業。我正看小說入迷的時候,那個同樣沒畢業的同學忽然跑到家里叫我,他大喊‘戴秉衡(戴逸原名),快跟我去學校,打仗了,學校同意咱們畢業了’!”說到這里,戴逸先生露出頑皮的微笑。

        抗日戰爭爆發了,在少年心性里,他從此能畢業了,卻不知道,國家的苦難才剛剛開始。小學畢業后,由于戰事的蔓延,戴逸一家搬入了上海租界。國難當頭,流離失所,戴逸目睹種種風暴洗禮,開始發憤讀書,從此名列前茅。只是,他仍舊偏愛文史。

        (青年戴逸)

        中學畢業后,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學,學習鐵路管理。兩年后,峰回路轉,因為抗日南遷的西南聯合大學返回內地,在上海招生。已經念大二的戴逸反復思量,決定從頭開始,報考北京大學歷史系,這一考,漫漫的讀史修史之路就開始了。

        考入了北京大學,戴逸用了一個詞“心花怒放”。因為這里有太多書了,“很多古書,我連見都未曾一見,就這樣整整齊齊全都放在北大圖書館,只等我翻開。我太高興了,一天到晚就在圖書館泡著看書。”

        在北大,戴逸還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禮,在一次次學生運動中,他的心向黨組織積極靠攏。在北大讀了兩年書之后,由于和黨組織的關系,他被國民黨政府通緝,要被送往特種刑事法庭。他的老師胡適聽到這個消息,打電話為他保釋,他收到了一張寫著“保釋在外,聽候傳訊”的通知,恢復了自由。

        “跑吧,我要趕快去解放區。”他找到了在學生運動中單線聯系的介紹人,從此戴秉衡改名“戴逸”,從北大穿越封鎖線去了石家莊,跑到了當時的華北大學,這就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從此,戴逸再也未曾離開中國人民大學。

        (位于鐵獅子胡同一號的清史研究所)

        從黨史和革命史,到中國近代史,—— “逆向回溯”,他終成“清史研究第一人”

        由于喜愛歷史故事,他在新中國剛剛成立時就出版了一本書叫《中國抗戰史演義》,這本書還是章回體的。“當時還沒有人寫抗戰史,我的處女作就撿了個漏。”戴逸笑著說。

        (第一排左五為戴逸)

        “這不能算是一部歷史著作,只能叫通俗讀物。之后,我開始了嚴肅的治史過程,1958年,我編寫了《中國近代史稿》,成為高校的近代史教材。”戴逸說。也正因此,他受到了史學界的關注,歷史學家吳晗當時正在編寫《中國歷史小叢書》,邀請他擔任清史評審委員會最年輕的編委,并建議他把目光從近代史轉向清史,開始修訂清史的工作。

        由于歷史原因,這項工作走走停停,戴逸對清史的研究卻從來沒有停下。即使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停校的幾年,運動風潮四起的時候,他還寫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當年沒有人愿意研究清史,因為一說到清朝,就和民族的傷痛聯系在一起。五次對外戰爭,每次都割地賠款,損失慘重。提到清朝,似乎就是腐敗的代名詞。”戴逸說,“但是,我國本來就有易代修史的傳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鐵一號資料室)

        清史的資料在當年同樣充滿變數,連原始檔案都差點付之一炬。上百年的檔案由于宮內庫房的倒塌差點兒被直接送往造紙廠,“當年很少有人懂得這些文件的重要性,外國人也沒有興趣,因此在一次次浩劫中幸存了。在運往造紙廠的途中,被一位愛國志士以4000塊大洋的價格買了下來”。

        這些資料整整放滿了五層樓的樓房。清朝近300年出版的典籍就四十幾萬種,目前研究出版了4萬余種,800余冊。戴逸和修訂清史的工作人員把清史分為“民族、宗教、科技、典籍”等幾個部分,完成了105冊送審文稿共計3000余萬字,預計今年出版問世。

        戴逸從清朝的起源講起,“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一直講到近代史的跌宕起伏,講到今天的新生活。他講到了乾隆時期我國3億人口,占世界GDP總量的三分之一。講到了近代史“每戰必敗又屢敗屢戰”的民族精神。

        “這是受欺負的歷史,又是啟蒙的歷史、覺醒的歷史、奮斗的歷史。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戴逸說。講到這里,張自忠路的平房門外,陽光正好,這故事仿佛穿越了300年的時光,有些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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